舆论，在西方传统中常被认为如自由市场“无形的手”一般，是自然形成的、正直与理性的“公意”。社会契约论创始者卢梭也认为，“公意”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，永远是公正的，不会犯错误。在美国民主政治中，集公意而成的舆论，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基石。

然而，李普曼在《舆论》一书中对舆论的深刻剖析，颠覆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舆论的认知，也直接质疑了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决策依据。

书中指出，大众媒体在公众头脑中投射了并非客观真实的“拟态环境”，公众在思考公共议题时也会对“刻板印象”过度依赖，这使得舆论往往与真相和现实相去甚远，表现为非理智与非客观。基于这一论断，李普曼提出了通过建立各类专家组成的情报机构来“精英治国”的设想，以维护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。

作者

沃尔特·李普曼

沃尔特·李普曼（Walter Lippmann，1889-1974），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、专栏作家，曾两度荣获新闻普利策奖，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，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显赫声誉。他一生持续写作60年，创作1000余万字，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，被誉为“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”。

一战期间，李普曼在参与美国作战部战时宣传的过程中，对舆论的非理性一面有了深刻的认识。一战结束后不久，李普曼于1922年发表了著作《舆论》（Public Opinion），首次对舆论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，提出了“拟态环境”“刻板印象”等重要概念，这些概念成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早期思想源流。此书也被公认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之作。

01

“拟态环境”

横亘在公众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屏障   

随着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，对公众来说，超出自己生活圈子、不能直接接触了解的事物也越来越多，他们只能借助大众媒体去对这一部分外部世界形成认识。人们头脑中这个在大众媒体描绘下形成的观念世界，就是“拟态环境”（pseudo-environment）。然而，如同柏拉图的“洞穴寓言”一般，这个观念中的世界往往和真实世界判若霄壤。

柏拉图的“洞穴寓言”：一群囚犯生活在洞穴中，手脚被捆住，无法转身，只能背对着洞口。他们面前是一堵墙，身后燃烧着一堆火，他们只能看到被火光投射到墙上的木偶的影子，认为这些影子才是真实的，且是世界的全部。后来有人爬出了洞穴，才发现了真正真实的世界。

为何公众难以对环境形成客观的认识？

从当时提供外部信息的主要媒体——报刊来看，其在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时，存在许多的无力之处：

首先，由于报道版面的有限与报刊行业追求销量的需求，被报道的内容已经有所取舍；其次，报纸信息已经是编辑选择过的信息，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；再次，新闻与真相的本质区别在于，新闻更倾向于突出某一事件，而无法呈现真相的全部；再加上权力的介入干预与报道者主观认知的参与……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大众媒体报道出的信息已经远非客观现实。

总之，公众在这样一个基于大众媒体报道而形成的“拟态环境”下，想要清晰、公正地把握外部世界的真相，变得无比艰难。舆论在公众对环境进行观察和行为反应的过程中，就已经遭遇了种种的信息偏折。

02

“刻板印象”

  来自公众自身的认知局限   

从公众自身角度来看，“刻板印象”的存在也使其难以形成对事物客观公正的认识。

所谓“刻板印象”（stereo-type），就是人们按照性别、种族、年龄或职业等标准进行社会分类，进而形成的对某一群体的固定印象。这些固定化、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，通常伴随着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。在“刻板印象”的影响下，人们按照自己的兴趣与利益，先入为主地理解这个世界。

有一类“微笑抑郁症”，患者在承受较高抑郁痛苦的状态时仍会像正常人一样欢笑，这类不符合多数人对抑郁症刻板印象的抑郁患者，即使声明病情也鲜少能得到周围人真正的认同与理解。

刻板印象作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，其作用有着两面性：一方面，刻板印象的存在能够帮助我们简化辨别世界与周围事物的过程，让我们更加方面、快捷地解决日常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刻板印象的存在容易让我们忽略掉一些事实，产生误解。刻板印象对于公共事务的认识方面最有害之处在于，让人们对事实产生选择性认识与记忆。

人们愿意接受符合自己刻板印象的信息，而对与之抵触的事实选择视而不见。

在无序与嘈杂的社会环境之下，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理性认识水平都被大大降低，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刻板印象去形成观点与世界图景，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，也变得与理性客观相去甚远。

03

“精英治理”

  建立由各类专家组成的情报机构   

由于上述“拟态环境”和“刻板印象”的存在，舆论往往呈现非理性的状态，故李普曼认为“依靠这种舆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一定会出错误”，并为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——建立一种由各类专家组成的情报机构。

在李普曼看来，要想形成的意见与想法更加理性可取，那么主体本身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：第一，能够逃脱拟态环境的限制；第二，能够剔除自己的刻板印象，尽量公正地面对问题。相较于普通公众和身兼重任却并不专业的官员，李普曼将政治和产业领域的精英们视作更符合这一标准的人选。

按照李普曼的设想，这一机构建立之后，将成为“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得力助手”：更好地搜集全面而客观的信息，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现实参考和依据；同时成为政府各部门之间、行政体制之间、政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良好桥梁，进而提高行政效率。

美国中情局，某种程度实现了李普曼对于精英情报机构的设想：情报技术人员多具有较高学历、或是某些领域的专家，且该机构的组织、人员、经费和活动严格保密，国会也无权过问。

时至今日，李普曼为民主政治寻求的“精英治理”这一出路，仍有很大争议，“中情局”的设立似乎也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政府避免愚蠢、偏激的政治决策。

尽管李普曼“精英治理”式的解决方案仍有待商榷，但《舆论》还是为我们系统地描绘了一幅舆论形成机制的真实图景，让我们对大众媒体环境下舆论非理性的那一面，有了更深的系统性思考与认识。

相较于《舆论》成书时期的大众媒体，如今的媒介环境在传播信息的速度、广度、密度上早已发生质变，公众也拥有了更加丰富的信息渠道和更多维的观察视角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新媒体技术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推向“无组织却有纪律”的超级合作新高潮时，如何巧妙利用互联网技术新的可供性，探索舆论走向卢梭意义上“公意”的可能性，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创新大胆的思考与想象。

城市街头的快闪活动：借助新媒体技术，能快速实现陌生舞蹈爱好者的集结，并在短暂时间内完成高效的合作——约定时空下几分钟的表演秀。“迅速集结-高效合作-快速散去”式的快闪活动实现了“无组织却有纪律”的蜂群式合作。

我们没有资格绝望，因为正如詹姆斯所说，决定我们命运的各种假设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包罗万象、意味深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