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从“信息沟通”层面来讲，沟通是一个彼此“信息交换”和“扩大认知”的过程，交流双方各自会从对方处获得或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达成有效沟通的标志.是让沟通对象取得“有价值信息的获得感”。

企业公关的沟通也不例外，有效的公关沟通也要能够给沟通对象（即公关的目标受众）带来有价值信息的获得感，在此基础上，企业与公众在价值观（思想）层面的沟通才可能得以展开。

所谓“有价值的信息”，首先是公众当前关心并想要了解的信息。比如“非典”疫情来临，公众需要了解出行、疾病预防等方面的信息，这时候企业公关就可以围绕.“非典”话题来展开沟通，解决公众这方面与企业有关的信息需求；其次是企业舆情监测发现的公众存在认知偏差或认知空白的信息，提供这些信息对公众当前生活某些方面的决策会有助益；还有就是直接关系到公众时下的利益损益的信息，也是有价值的信息。

在“卫鞅三见秦孝公”的典故，就非常清楚的说明沟通对象关心的、直接与其时下的利益相关的信息才是“有价值的信息”。卫鞅三次被引荐给求才若渴的秦孝公，他前两次分别说以帝道、王道秦孝公均不“感冒”，但唯独对他第三次讲的“霸道”“意欲用之”，原因是帝道和王道用三代人的努力秦孝公等不及，而用霸道治国当世就能收到成效。

孝公既见卫鞅，语事良久，孝公时时睡，弗听。罢而孝公怒景监曰：“子之客妄人耳，安足用邪！"景监以让卫鞅。卫鞅曰：“吾说公以帝道，其志不开悟矣。"后五日，复求见鞅。鞅复见孝公，益愈，然而未中旨。罢而孝公复让景监，景监亦让鞅。鞅日：“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。请复见鞅。"鞅复见孝公，孝公善之而未用也。罢而去。孝公谓景监曰："汝客善，可与语矣。"鞅曰：“吾说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诚复见我，我知之矣。”卫鞅复见孝公。公与语，不自知跃之前于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景监曰：“子何以中吾君？吾君之骚甚也。"鞅曰：“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，而君曰：'久远，吾不能待。且贤君者，各及其身显名天下，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？'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，君大说之耳。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。"

“信息洶通”永远是公关沟通的重头戏。反之，没有实质内容的沟通是不会达成任何公关效果的，比如组织一场高宾满座的行业论坛，如果这场论坛没有提供给公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，仅仅是在场的嘉宾彼此寒暄一阵以后共进晚餐，最后全场嘉宾起立喊“XXX是共享单车市场的领导者”，尽管气氛其乐融融，但这并不能带来实质的公关效果。

然而，对于那些持“公关就是讨好公众”观点的人来说（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），他们则会倾向于认为公关中“信息沟通”是次要的，重要的则是与公众建立良好的“情感联系”，让公众从情感上对企业产生“好感”，这样就可以加强彼此的信赖。

试图通过情感联系来建立公众信任，其实恰恰是对公关的一种非常普遍的“误读”。公众选择信任一家企业，并非因为情感上“爱屋及乌”等的心理原因，而是因为这家企业的公关宣传、公关行为和价值观等符合公众理性客观的认知和期待，也就是说，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并非基于情感的联系，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。

同时，通过讨好别人来建立信任关系，也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认知，俗话说，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君子、圣贤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，并不是依靠情感上跟人们套近乎，而是因为他们在说话做事等行为礼法上合乎规范，以及能给人们有价值的生活哲理等信息。

企业在策划一场公关活动或组织一次公关传播之前，就应该想清楚要向公众提供哪些“有价值的信息”，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影响公众的观点、态度，也就是公关中的企业价值观输出。公关绝不是沟通感情的联谊会，在一次公关行动中，如果企业不能提供给公众有价值的信息，不仅媒体的报道意愿会显著降低，公众的关注度和沟通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，根本谈不上建立信任。